随着全球大国竞合博弈愈演愈烈，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和武器化正严重冲击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体系。在此背景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动态演进中探索适宜的产业战略不仅是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产业升级、防止国内经济虚化和空洞化的题中之义。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先后大致经历了全球价值链客场切入和全球价值链双重嵌入两个典型阶段，当前正经历全球价值链主场重构这一新阶段。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认真分析全球价值链动态演进规律，总结中国产业高质量发展实践，有助于从历史与逻辑两个维度建构中国产业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推动中国产业高质量发展。

  工业革命以来，全球产业分工依次经历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和全球价值链阶段。全球价值链的本质是涉及生产、贸易、投资等多层次的立体式网络分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了全球价值链阶段的国际分工体系。在这种分工体系下，跨国公司为了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优势和市场优势，往往保留产品研制和营销等一些核心业务，而将非核心的产品生产和工序外包出去，使得产业价值链中的可分解制造与组装部分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种纵向价值链分工模式为中国充分的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代工、融入国际循环提供了契机。

  改革开放初始，中国要素禀赋极度失衡，几种主要生产要素占全球的比重畸高或畸低，其中劳动力极为富裕，而资金和技术则极为短缺。按照微观经济理论、供求理论与要素禀赋理论，中国都应该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先进设备、原材料和引进资金和技术。在此背景下，中国瞄准全球市场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通过“客场切入”全球价值链，发挥中国在劳动力、土地、资源等生产要素方面的比较优势，形成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发展模式。

  中国的低成本优势客观上为跨国公司将最终产品的生产和装配业务放到中国创造了条件。尤其是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由于有着非常丰富的人力资源和制造业配套能力，自然地扮演了跨国公司国际代工者的角色。对跨国公司而言，在中国生产不但可以规避关税，还可利用中国的低工资成本优势，并且迎合了中国“两头在外”的外资政策。对中国企业而言，所制造的产品贴上“中国制造”标签再销往海外，不仅造就了以外资开放为代表的江苏模式和以民营经济为代表的浙江模式，释放了经济发展的潜在能力，也使“中国制造”成为这一阶段全球化的突出特点。

  客场切入全球价值链本质上是依附式嵌入国外市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在这种国际代工和贴牌生产模式下，中国制造业只能被动从事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加工、装配制造和生产环节，全球价值链首尾两端的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等高的附加价值环节则被发达国家牢牢控制，中国企业难以沿着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进行转型升级和价值链攀升。

  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不断的提高，再加上“逆全球化”风潮的兴起，中国制造业面临发达国家“高端回流”和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分流”的双重压力，产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遭遇多重挤压。此时，客场切入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方式需要尽快转变，否则非常有可能引发路径依赖，被长期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导致贫困式增长。如何从被“俘获”的全球价值链低端“突围”就成为中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

  摆脱低端锁定困境的关键，在于增加对产业部门高级生产要素的投入，增加知识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密集的高级生产者服务的投入，把价值链转化为具有促进产业升级功能的学习链和创新链。就产业实践而言，一方面，中国要在原有全球价值链的基础上进行产业升级，融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创新链；另一方面，中国要重构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这一背景下，中国产业高质量发展涌现出一些新特点：企业首先在园区内扎堆，形成各具特色的地方性产业集群，然后再以集合形式抱团嵌入全球价值链，表现出鲜明的全球价值链双重嵌入特征。

  相比于单个企业孤立地切入全球价值链，这一阶段中国企业以产业集群抱团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具有诸多优势。首先，大量中小企业参与产业集群有助于形成分工精细的供应链体系和生产性服务系统，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保障。其次，产业集群抱团嵌入全球价值链，有助于单个企业依托公共机构提供的各项生产性服务，加速实现产品升级和工艺升级。最后，在双重嵌入的模式下，企业总部在国内，工厂集中布局在当地产业园区，这种形式有利于对抗各种不确定风险，实现全球价值链、国家价值链和全球创新链之间的战略互动。

  从推动中国企业双重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举措来看，中央政府先后出台“一带一路”倡议、引导跨国科技产业园区建设、推动国际产能合作，地方政府也在中央政策的指导下大力兴建产业园区、实施“互联网+”与国家区域发展的策略。借由政府力量帮助国内企业形成若干产业集群并抱团嵌入全球价值链，既重塑了国家价值链的治理结构，也重塑了双向开放的全球价值链，形成了以中国为枢纽点的“双环流”体系。

  中美贸易摩擦与新冠疫情以来的经济实践表明，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已发生实质性的结构调整，主要体现为：一是全球价值链趋向短链化、区域化、集中化，中间品贸易趋于减少；二是反映全球价值链结构的跨国微笑曲线变得愈发陡峭，基于价值观的价值链分工模式日渐显现。这种结构的调整除了受到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影响外，其实是因为发达国家对中国经济加快速度进行发展采取打压与迟滞措施——在供给面，发达国家以技术脱钩和投资限制阻碍中国产业升级，具体做法包括关键设备和零部件断供、列入各类实体清单、限制对华高科技领域投资，中断科技交流等；在需求面，发达国家以超大规模的市场购买力胁迫中国公司进行产业转移，从而虚化和空洞化中国经济，具体做法包括实行“友岸外包”政策、制定严苛的产地原则、在新贸易协定中注入“毒丸”条款、大搞再工业化等。通过以上手段，发达国家正全面解构中国已经双重嵌入并有效运作的全球价值链，进而重组由发达国家主导的所谓安全的全球价值链体系。

  面对发达国家主导下的全球价值链解构和重组，中国在战略方向上需要从融入全球价值链向构建国家价值链转变，尤其是要在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基础上，加速形成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实现全球价值链主场重构。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是在内需主导型战略下，依靠强大的国内有效需求建立起的“以我为主”的全球化产业分工组织机制，其基本特征是拥有自生能力、强调动态竞争、重视大国优势和具备良好的产业链延伸。比如中国高铁就是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构建的典型范例。一方面，中国高铁将国内市场巨大运输需求的内需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实现了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另一方面，在国内市场效应的作用下，中国高铁开始向海外市场输出，最终成功实现技术“出海”。

  加快形成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实现全球价值链的主场重构，政策导向上需要形成统一共识：一是要全方面提升技术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二是要大力改善营商环境，营造更加国际化、规范高效透明的营商环境和制度环境，吸引全球高端产业向中国转移。三是要加快形成在战略竞争方面具有系统重要性的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四是合理引导和布局中国制造业向外转移的区域和产业环节，加强与承接国家之间的全球价值链联系，推动建成中国主导、链接全球的价值链体系。

  中国经济的增长并不是“汗水式”的增长，而是科学技术创新筑基的经济追赶与超越。从改革开放初期围绕技术逆向工程的低端跟跑，到深度开放时期紧扣技术追赶导向的接轨并跑，再到如今聚焦尖端技术突破的全球领跑，中国创新成功实现了技术进步的“三级跳”，充分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大国利用资源禀赋优势、发挥市场规模效应并结合经济制度变迁，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壮丽历程。

  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在资源禀赋、研发实力和外部技术获取等方面均处于起步阶段，科学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有明显差距，难以满足市场需求。为缩小技术鸿沟，中国学者深入探究如何在“大市场、弱技术”的国情下开放国内市场，利用市场需求优势推动技术引进和模仿。与改革开放初期的国家禀赋结构相适应，技术引进和模仿是成本低廉的技术进步方式，可促进国家科学技术水平快速向发达国家收敛。人力资本与引进技术的匹配优化是提升技术进步效率的关键，也是这一时期模仿创新理论的重点关注内容。随着实践的深入，理论视野逐步拓展，开始关注企业技术能力、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和核心能力的趋同性，提出以增强技术实力为目的，以学习曲线与吸收能力为基础的创新模仿路径。

  技术引进和模仿下，大多数企业尚处于技术能力演化的初始阶段，创新行为以技术模仿为主，呈现出准复杂适应性主体的路径依赖性。期间，政府部门发挥统领作用，为企业的技术引进搭建桥梁的同时，也促进技术探讨研究项目立项。一方面，政府制定了发挥充足劳动力这一比较优势的技术选择战略，通过来料加工、合资经营、设备租赁等形式进行技术引进；另一方面，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领域共确定了108个重点研究项目，为国民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基本方针和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一阶段中国的科学技术创新具有两大特点：一是大规模引进以重工业生产设备和机械化设备为主的国外先进设备；二是技术引进、学习和模仿成为中国企业革新生产技术的主要形式。

  这一时期的产业创新根植于大国市场的规模化和需求多元化，主要借助“市场换技术”策略提升各大经济体对华市场的依存度，并通过技术逆向工程和模仿的方式，以市场需求交换先进的技术。一方面，通过试办经济特区和实施税收、土地优惠政策吸引外商在华投资，重点发展耐用消费品行业，改造升级有色金属、石油、钢铁、化工等传统支柱行业。另一方面，贴牌代工（OEM）模式开始兴起，多家中国企业成为跨国公司的代工厂，学习国外技术并按照外商设计图纸和技术方面的要求进行加工制造。虽然这一时期处于主导地位的创新方式依然是“复制性模仿”，但这也为国家开启渐进性创新赶超进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20世纪90年代，中国将单纯的技术引进模仿与技术改造再创新相结合，将学习模仿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技术改造和开发相衔接，“国产化”的研发开始盛行。不过，在技术引进和模仿的范式下，大多数企业经营者满足于技术获取的拿来主义及复制性模仿，导致中国的创新面临数量迅速增加和“低质低效”并存的现实困境。以“技术立国”的远大抱负为导向，以企业的创新分级测度为依据，实施差异化的产业政策，激发企业家精神，提高决策质量以及快速反应能力，推动技术追赶是“破局”的关键。为此，中国在深度开放时期形成一个共同的发展激励体系——追赶导向型技术进步激励体系，推动了资本的快速积累和技术的模仿吸收，加速了技术的追赶进程。大国市场规模化和市场需求多元化更是激发了技术创新的正反馈，中国开始迈入国际准技术前沿阶段。

  伴随着现代化信息系统和高计算能力机器开始大规模应用，以工业化与信息化发展引领整体产业体系优化，追赶导向型技术进步体系得以发挥充分激励作用。信息化进程为中国科学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提供了先进的物质基础，使得技术引进和改造得以建立在丰富的可再生、可共享的信息资源基础之上，技术扩散也得以实施在更高效的信息化渠道之上。在后发国家的技术创新中，技术路线选择是影响技术赶超的主要的因素，正是技术引进、技术改造和技术扩散的紧密衔接，支撑了技术追赶战略的实施。这一阶段中国的科学技术创新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迅速增加的研发投入和专利成果产出；二是企业慢慢的变成为创新体系的重要主体。

  制激发的创新模式是后发国家发挥制度优势促进技术赶超的重要路径，深度开放时期，中国通过科技体制改革逐步构建了以研究型大学和中科院为基础研究主体、企业为技术开发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国家创新体系。依托国家创新体系的统筹优势，国内产业把握外商生产基地的转移趋势，促成了家电制造、通信设施制造、石油化学工业生产等行业的技术溢出和技术扩散，原始设计制造商模式（ODM）逐渐兴起。外商从国内产业的技术提供者变为创新合作伙伴，中国产业实现了从创新跟随到部分领域并跑的阶段性成果。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及区位调整，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湾出现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涌现出一批如中兴、海尔、美的等优秀国产品牌。这一时期，中国成为全世界生产网络的重要节点，借助完备的产业体系，选择关键突破口，实现了部分领域的跨越式追赶。

  时至今日，中国走完了技术跟跑、并跑阶段，开始步入“中国创造”的技术领跑和全面创新的新阶段。进入新时代，大国博弈日益加剧，特别是发达国家为遏制中国崛起频施科技霸凌和卡中国关键核心技术的“脖子”。面对发达国家的技术霸凌，构建自主创新体系和独特技术进步路径势在必行，着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完成国家重大科学技术任务，全方面提升国家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和技术话语权，成为当前科学技术创新的主攻方向。进入数字化的经济时代，新一代信息通用技术赋予企业创新加速效应和网络化特质，企业互联式的创新逻辑需要借助复杂网络理论予以描摹。中国学者也开始从复杂经济学视域的框架结构重新审视创新的思想演进，强调遵循互联式创新逻辑，呼吁构建多主体参与的协作创新网络。

  以万物智能互联的信息化和智能化为基本特征的新一代信息通用技术革命突破了创新边界，创新模式正由封闭式创新向互联式创新转变。在万物智能互联的数字化时代，中国直面机遇和挑战：一方面，在政府的引导与集成下，各创新主体基于科学发现和市场机遇的双重导向，通过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展开动态多元的研发模式，开辟了一条极具中国特色的融合创新之路。另一方面，以华为和字节跳动为代表的科技领军企业形成了更加专业的全球化企业创新体系，在全世界内配置研发资源并完善研发体系。这一时期中国的科学技术创新展现出两大特点：一是各创新主体在新一代信息通用技术的支撑下发生广泛连接；二是技术攻关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创新重点转向战略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

  面向技术创新、组织行为和生产方式在数字时代的复杂性演变，中国汇聚力量，积极推动创新成果的转化应用。首先，新能源汽车、液晶面板等智能制造领域取得长足进步，逐步构建了涵盖中低端加工制造和高端研发技术设计等多个领域的产业链体系，为产业链现代化转型打下坚实基础。其次，依托大规模的互联网用户基础，5G、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等数字化的经济形态快速崛起，产业创新的方向也成功向高端装备制造业、新材料产业和生物产业等新兴起的产业转移。最后，以高铁和盾构机为代表的高端先进装备不仅探索出全新的研发模式，更是实现了从原始设计制造（ODM）到原始品牌制造（OBM）的模式变革，完成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深刻转变，走出了一条“OEM—ODM—OBM”的中国特色产业创新之路，成为国家创新实力的崭新名片。

  总之，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以独特的“中国式创新”崛起成为后发国家技术赶超的成功典范。

  深度参与全球创新链治理，在全世界内搜寻可利用的知识资源，关注资源使用权，成为最具开放性的价值网络创新模式，既是现阶段中国经济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和新旧动能转换的现实需求，也是破解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难题和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必经之路。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全球创新链治理领域的新变化，深入探寻中国参与全球创新链治理的有效路径，对于构建中国产业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均具有重大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生产要素低成本的竞争优势，以加工贸易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成就了制造业的大国地位。这种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制造业增长模式，可以概括为1.0版的经济全球化战略。然而，伴随着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中国不仅出现了产能的结构性过剩，而且区际福利差异也逐步扩大，尤其是在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之后，中国在1.0版经济全球化战略下潜在的问题逐渐暴露。首先，长期以来，中国的竞争优势平台没有随着发展进程被逐渐提升，即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幅度没有不断地超越要素成本的上升幅度，由此企业不能消化掉要素成本上升的压力，因此导致产业竞争力衰减。其次，依托于制造业国际代工的增长方式，非常容易被跨国企业“俘获”和长期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难以摆脱，无论是在经济学的逻辑上还是在世界各国的实践中，都证明是一条走不通的产业升级道路。最后，以外需为主的制造业低附加值贸易活动，受制于外需萎缩和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战略牵制，难以有大的作为。中国以低端要素加入全球价值链、基于外需的第一波全球化红利已经透支，一定要尽快启动第二波基于内需的全球化战略。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创新活动及其资源配置机制开始由单纯的企业权威命令和市场行情报价机制逐渐转向网络形式，创新资源配置的地理尺度也逐步在全世界展开，最显著趋势是全球创新链正在重塑技术知识的分布空间。全球创新链是指企业在全世界内搜索可利用的知识资源、关注资源使用权并且具备高度开放性的价值网络创新模式。与全球价值链基于成本最低的区位搜索逻辑不同，全球创新链是基于技术体制特征展开区位搜索进而影响企业技术能力。2.0版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就是要在加入全球价值链的基础上，逐步全面地转向嵌入全球创新链，实现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轨道发展。这是中国产业从简单的、低附加值的实体活动，向以制造业为基础的“非实体性的现代服务业活动”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的迫切需要，也是中国实现新一轮全球化战略的现实路径选择。

  全球创新链涉及不同创新环节和子系统之间的衔接与互动，全球创新链治理就为了破解系统失灵所造成的负反馈困境，并在创新网络日趋全球化的背景下维护世界技术体系稳定。具体而言，全球创新链治理存在两种基本模式：一是过程解构模式，基于技术生命周期的视角，将全球创新链治理划分为基础研究阶段、应用研究阶段和两阶段衔接的创新链治理；二是模块解构模式，基于关键技术控制权的视角，将全球创新链治理划分为技术购买型和技术供应型的创新链治理。近年来，伴随着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世界经济格局逐步重塑，引起全球创新链治理在主体、范式及演进方向方面发生新的变化。

  一是创新主体变化。知识资本的固有特性塑造了跨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和地方化优势，创新主体由高校、科研院所和众多中小企业逐步转变为世界级跨国企业。世界技术体系呈现出从多元化、专业分工的创新主体之间的联系，向规模化、综合性强的创新主体内部要素的融合结构转变，全球创新链治理日益朝着融合化方向演变。

  二是治理范式变化。在网络技术触发的空间革命大背景下，创新合作方式逐渐向多主体多中心、多主体去中心合作方向演变，创新生态空间逐渐转向基于网络站点平台的互联网空间集聚合作方式。世界技术体系呈现出从点状和块状治理范式向网络治理范式的结构演变，全球创新链治理更加朝着网络式治理方向演变。

  三是演进方向变化。西方发达国家日渐显现出去全球化和去中国化趋势，其中又以中美经贸摩擦和技术全面脱钩表现得最为突出。在这种博弈甚至对抗态势下，全球创新链治理可能会朝着“小型全球化”方向演变。比如，地理距离和认知距离更接近的中、日、韩三国，正在尝试着建立创新共同体，对全球创新链进行地区协同治理。

  伴随着上述变化，全球创新链治理格局在持续演进中也蕴含着新的机遇与挑战。机遇方面，得益于全球创新链治理和知识溢出，中国制造业开始逐渐转向轻资产化运营，并根据所处全球创新链的位置转向有明确的目的性的创新；中国在航空航天、高速铁路、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产业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技术突破，明显提升了中国在全球创新链治理中的嵌入位置；东部沿海地区一些经济和技术较为发达的中心城市开始呈现由传统重工业向战略新兴起的产业转型的趋势。挑战方面，长期奉行“技术拿来主义”使得大量关键技术领域仍然受制于他国、研发信息不对称导致政府创新补贴错配抑制本土企业创新积极性、技术和市场定位错配等问题依然存在，成为中国深度参与全球创新链治理中的巨大阻碍。

  路径一，热情参加国际大循环，塑造以我为主价值链。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支撑，将中国最初的单一开放，逐渐拓展到双向开放和全方位开放；改变传统单一的U型价值链模式，构建以平台技术、集成技术为主的W型价值链，热情参加新的国际分工和产业重塑。在此基础上通过实现关键技术、关键环节的自主可控，形成生态化、国际化、智能化和品牌化系统，全面转向创新驱动的发展轨道，带动产业集群内企业技术的整体升级，向全球创新链中高端攀升。具体路径和传导机制可以概括为：要素合理匹配→市场有效竞争→偏向型技术进步→企业进入和研发加快→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关键技术突破→深度参与全球创新链治理。

  路径二，充分的利用国内大循环，分解中间产品价值链。价值链分解得越精细，累积增值效应就越明显。充分的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制造业门类齐全的工业基础优势，利用工序空间垂直分离让中间品价值链充分得到分解，提升边际收益与产品质量，进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不断的提高，增强在全球创新链中的影响力。具体路径和传导机制可以概括为：价值链片段分解→累积增值效应明显→边际收益或产品质量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全球创新链影响力增强。

  路径三，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有效配置国内外资源。深入开放和挖掘本国市场，充分满足中高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克服本土装备制造业的市场空间障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全球资源配置将市场空间拓展至全球消费市场，凭借庞大的内需吸引国外的高级生产要素，尤其是国外的创新要素，以解决国内的技术缺口。具体路径和传导机制可以概括为：高技能劳动力流入→吸引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布局技术复杂度更高的生产环节→市场规模扩张→在本地市场规模效应下进一步虹吸全球高技能劳动力要素。

  当今世界经济地图上的产业布局，不是均匀分布而是高度集聚的。产业活动离不开空间属性，产业布局与空间密不可分。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产业高质量发展主要是学习前苏联的模式，即以政府的计划布局为主。政府拥有大部分生产资料（如土地和资本），并指导大多数行业和企业的生产经营。这一阶段的产业空间分布以国家发展的策略为导向，主要分布在华北、东北地区，形成了以钢铁、石油化学工业、重型机械等企业为核心、以某一产业部门为主的生产综合体。改革开放之后，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中国产业空间格局大致经历了“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发展模式”“依托中心城市展开的正向创新模式”“依托产业集群展开的逆向创新模式”“产业与创新融合发展的创新集群模式”四个阶段。在产业空间格局演变中，自主知识创新体系构建也经历了相应的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苏南乡镇企业推进了中国由经济短缺的卖方市场加速向工业化迈进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离土不离乡的草根型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发展迅猛，成为农村经济的主体力量和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地区先在本地兴办各种乡镇企业，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了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产业部门的转移。广大农民群众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实行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的联合，通过专业合作社以及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形式探索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特别在生产力水平较高、集体积累较多的苏南地区，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引入股份制，使村级集体经济借助现代企业力量发展壮大。

  “苏南模式”最先由费孝通教授提出，主要特征是：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乡镇企业以此来实现非农化，这些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以集体经济为主，由乡镇政府主导、市场起调节作用，走的是一条先工业化，再市场化的发展路径。费孝通教授在《小城镇·再探索》中提到：“乡镇工业的发展使江苏农村形成一支兼业的劳动队伍。这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条出路，反映了农民逐步向工人转化的过程。农民离土不离乡或离乡不移户，不仅影响社会结构，而且改变了不合理的人口分布”。据张仁寿（1986）的资料统计，1984年，苏南农村工业总产值达147.67亿元，其中乡办、队办工业占比高达88%，乡镇工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60%；无锡乡（镇）村两级工业公司共有6000余家，每家企业平均在岗工人100人、平均产值超80万。

  在这一时期，国内学者形成的知识创新体系如表1所示，最重要的包含：费孝通（1984）、张仁寿（1986）等对农村工业化模式、小城镇发展路径的考察；李宗金（1986）、陶友之（1986、1987）等对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社会主义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探索；范从来（1988、1994、1995）、艾云航（1992）等人对乡镇企业的市场行为、产权关系和优化路径、乡镇集体经济的管理体制等方面的研究；后来，基于苏南模式延伸出的农村城市化、农村新发展和创新发展等方面的研究，如张敏和顾朝林（2002）、洪银兴（2001、2007），等。

  总体上，面对短缺的卖方经济，乡镇企业的产生和发展改变了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打破了农村、农业、农民三位一体的自然经济，使我国实现了由农业经济向工业化前期的转变；同时，这也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实现了初始资本的积累，为之后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以北京中关村为代表的科技成果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化的正向创新模式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家以城市为重点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标志着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从农村走向城市。国家为了加强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在北京中关村设立了科技园区，作为深化科技、经济体制改革与创新的试验区，中关村科技园是我国体制机制创新的试验田，被誉为“中国硅谷”，在取得实验性成功后逐步在全国推广。截至2002年，国家设立的53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共有28338家企业（其中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19353家），不仅培育出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企业，同时一大批机制灵活、适应市场经济要求、技术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较强的中小企业也迅速发展。

  以智力密集和开放环境条件为依托，依靠国内的科技和经济实力，高新区的设立最大限度地将科技成果转化成了现实的生产力。在2002年，北京、深圳、苏州这类地区的高新区工业增加值占其所在城市工业增加值的比重高达27%、44%和46%。学术界对以北京中关村为代表的科技成果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化的讨论也颇丰（如表2所示），最重要的包含：于维栋（1988）对当时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开展调查，发现科技公司多数是走“以贸养技”、“以技促工”的道路；中科院的顾朝林等人（1996、1998）针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现状，提出要根据发展需求、目标和条件设置不一样类型高技术园区的设想，并建立了高新技术开发园区的评价指标体系；北京大学王缉慈团队（1998、1999）构建高新区对区域发展影响的分析框架，并指出高新区建立区域创新环境的必要性；匡致远（2000）、刘友金和黄鲁成（2001）等人提出产业集聚是国外成功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典型特征，形成区内产业聚群应成为加速我国高新区发展的思考重点。

  总体上，以北京中关村为代表的科技园区走的是“正向路径”的创新模式，依托中心城市而展开：由科技活动的上游向科技活动的下游发展，即基础研究→技术开发→技术扩散→产业化的过程。这种科技成果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化的过程，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开发区的形成与发展，使条件好的大中型城市以产业为导向，走向了市场化经济的道路。

  第三阶段（21世纪中国加入WTO以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集聚（或产业集群）的逆向创新模式发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生产要素（信息、技术、资本、人才等）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在全世界内流动和扩散，同时，这一些要素又在特定的区域集聚组合，以专业化、集群化的形式发展。加入WTO后，中国迅速融入全球经济与产业分工体系，特别是沿海地区，依托良好的区位、劳动力与市场优势以及国家的政策支持，产业集聚特征越来越明显。东莞、苏州的电子信息产业高度集聚，笔记本电脑曾经占据全球70%以上的份额；浙江以“块状经济”集聚而著称，形成了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如宁波的服装业、绍兴的袜业、嘉兴的皮革、永康的五金等。

  从集群的产业类型看，有以浙江为代表的传统产业集群，有以中关村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有以陆家嘴为代表的金融、营销等服务业集群。从集群的发展动力看，有东莞计算机制造为代表的依托外地投资的外向型集群，有温州、台州等依托非公有制企业和地方力量发展的内生型集群。从技术创新角度看，集群有围绕一种产品形成的生产集群；有密集的企业、大学、研究机构聚集而成的知识和技术创新集群，等等。

  学术界对产业集群理论研究成果的贡献大多数表现在推动了产业集群理论的思想启蒙、构建产业集群理论的研究框架以及开创中国产业集群个案研究的先风（详见表3），比如：王缉慈（2001）、徐维祥（2001）、徐康宁（2003）等学者将西方产业集群理论较为完整地引入中国，并对国内部分代表性地方产业集群现象进行个案实证分析；徐康宁（2001）、蔡宁（2002）、魏守华（2002）、张辉（2003）等人探究企业集群竞争优势的来源及其内在机理；魏江（2002、2003）研究企业集群中的学习分工与知识溢出效应，等。还有学者对产业集群的经济社会效应做多元化的分析，比如：范剑勇等（2004）研究产业集聚对农村劳动力跨区流动、地区差距等方面的影响；刘志彪团队（2007、2008）细分制造业集聚与服务业集聚，并将产业集聚与企业创新、价值链攀升等连接起来。

  总体上，依托产业集群，东部沿海地区展开的“逆向”创新模式（由科技活动的“下游”向“上游”推进），使区域内的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均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这一时期，面对WTO国际市场的巨大需求，以浙江（传统产业集群）、广东（东莞计算机制造）、福建（晋江制鞋）等为代表东部沿海地区产业集聚区或产业集群的发展，使我国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沿海地区新工业化发展道路，让我国实现了向工业化大国的转变，经济得以快速发展。

  知识经济和后工业化时代，产业竞争力逐步从过去基于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向基于创新的竞争优势转变。产业获取竞争力需要持续地创新，而持续创新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依靠本地的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支撑机构之间集聚，形成创新系统。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形势，国家大力推进自主创新的产业与创新融合发展，依托国家高新区积极建设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先后在北京中关村、武汉东湖、上海张江、苏南、长株潭、成都、西安等地建设了23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这些自主创新示范区在加强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创新驱动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的引领、辐射与带动作用。

  通过产业与创新的融合发展，武汉东湖、上海张江、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等为代表创新型产业集群的建设，加快了中国的工业化、信息化与国际化进程，让我国实现了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这一阶段中国的产业处在与国际巨人共同竞争的阶段，国内学者根据中国的实践经验，也积极构建了自主的产业与创新理论体系，比如在创新集群方面：李北伟等（2012）在对创新集群内涵、特征界定的基础上，提出适合中国不同区域的创新集群建设模式；陈晓红等（2013）研究产业集群向创新集群升级的路径与影响因素；郑江淮等（2023）研究创新集群中心—外围的技术互补效应、经济增长收敛性。在产业与创新融合发展方面：吴福象等（2013）提出要通过要素空间集聚来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陈劲等（2014）认为要促进产学双方均采用协同创新策略，而企业应与学研方一道，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增进互信；洪银兴（2019）指出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将科学技术创新落到产业发展上；陈建军等（2016）则发现产业协同集聚可提高城市生产率，是实现发展动力转换的重要途径。对于“卡脖子”技术的破解与赶超方面：陈劲等（2020）提出“底线开放思维+全面自主创新内生能力”的平衡战略；吴晓波等（2021）以半导体企业为例，提出克服后发劣势的“创新联合体”和“差异化需求”两条商业模式创新路径；安同良等（2023）基于PageRank算法和HITS算法构建了一套能识别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关键性“卡脖子”技术，且能呈现行业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的技术测度方法，他们还提出了互联式创新概念，认为互联式创新可以为中国技术后发企业的知识搜寻、核心技术突破与创新规制等提供新路径，等。

  总体上，以自主创新为特征的产业与创新融合使我国在许多领域成功开辟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取得了令世界举世瞩目的成就。华为5G、北斗卫星导航系统、C919国产大飞机、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特高压输电、新能源汽车、超级高铁、核电技术、神州系列飞船，等等。这一系列成就让中国不再仅仅是世界工厂，而是创造和推动全球科学技术进步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