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2024-11-23 19:54:02 | 作者: 增值服务
1992年,IBM面临巨大的经营挫折,年亏损额高达近80亿美元,公司收入减少,市场占有率丧失。为摆脱这一困境,临危受命的郭士纳实施了以系统性研发管理解决方案为核心的企业再造方案,引进PRTM公司的PACE(Product And Cycle-time Excellence),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IPD模式。
1997年临近圣诞,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亲自带队去美国考察,走访了IBM公司,随即决定花40亿元师从IBM,自此走上IPD变革之路。
IPD(Integrated Product Development,集成产品研究开发)将全球著名的两家企业——IBM、华为联系在了一起,并且因为其为两家企业在产品研制、创新方面所创造的卓越价值,而在中国企业中掀起了一股IPD热潮。
然而,当“产品上市时间缩短40%~60%”,“产品开发浪费减少50%~80%”,“产品开发生产能力提高25%~30%”……这些经过验证的IPD所能实现的价值,叠加上IBM、华为等世界著名企业的光环,使得外界不免对IPD产生了各种误读,甚至是神话。
为此,商业评论联合钉钉项目(Teambition),邀请到亲自在企业成功推行IPD的艾为电子CIO陆轶,以及帮助许多企业成功落地IPD的数字化专家、钉钉COO傅徐军做客“商业评论直播间”进行了一场名为《揭秘IPD,顶尖企业不会告诉你的秘密》的直播。在直播中,两位专家分别从各自的视角,就IPD进行了深入探讨。
既然是IBM率先提出了IPD的概念,那么当我们在回答IPD是什么以及对企业有什么价值的时候,就必然应当先从IBM身上找答案。
1992年,IBM陷入经营危机后,经过分析,提出要将产品上市时间压缩一半,将研发费用减少一半的目标。要达成这个目标,就需要从市场分析、产品规划、开发流程、组织协同、技术平台建设等多维度着手,必须要有一个系统的研发管理体系,这就是后来的IPD。
傅徐军强调,IPD是一种产品开发的模式、理念与方法,它综合了许多业界最佳实践,旨在通过组织重整、流程重整、产品重整来达到缩短产品上市时间、降低开发成本、提升产品成功率的目的。
“IPD有一些核心理念,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两点,一是要从投资的角度看待新产品研究开发,对新产品研究开发来投资组合分析和管理,并在新产品研究开发过程中来投资决策评审,做有价值的产品、投资市场目标成功的新产品。
二是在充分的市场分析及规划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在新产品进入开发流程之前,需要实施市场管理流程,充分开展需求分析、竞争分析、市场定位等市场管理活动,做正确的事情。”傅徐军指出。
现实中,许多企业都会将“基于市场需求做创新”奉为圭臬,然而,到了产品研制阶段,大部分企业可能都倾向于或者说习惯于将产品开发看成是一项费用,从成本管控的角度来决定开发什么产品,不开发什么产品。这样一来,所谓的基于市场的创新与研发,也就无从谈起了。
基于傅徐军的观点,陆轶着重解释了何为做正确的事和正确地做事:“做正确的事,就是指的产品是真正从市场、需求侧分析出来的,也就是真正应该做的事情。正确地做事,更多是指在研发过程中,通过流程、体系,包括数字化能力的支撑,使得研发的效能和质量能有提升,也就是把事情做得又快又好。”
华为将“正确地做事”解读为“从偶然到必然”。也就是说,产品研制并不是靠运气做一两个爆品就结束了,而是要在产品研发过程中,可以通过体系化或者数字化支撑的平台能力,将做出的新产品效果从始至终保持在85分甚至90分以上,“就是说,它的下限是可控的,上限是无限的,不会出现大幅的波动,这就是我理解的‘从偶然到必然’。”
陆轶回忆,自己所在公司之所以要推行IPD,是因为当时艾为电子上市以后,公司规模、人员都出现了倍增的情况,在产品研制要达到指数级增加的情况下,研发投入必然是巨大的。如何确保投入产出比,提高新产品的成功率,是当时艾为电子考虑的重点问题。
在全面推行IPD之前,艾为电子一直在实行小IPD(即研发项目管理过程中的IPD),做了大量的前期松土培育,理论学习等工作,可以说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并且,IPD落地作为公司顶级项目由CEO亲自推动。但在初期实施时仍面临组织架构僵化、跨部门沟通不畅,流程制度的执行不到位等各种问题。
以研发人员工作习惯的改变为例。过去,对于风险控制、任务落地,可能使用excel表格就行了。在这种情况下,公司想要开展一些数据统计分析,或者总结不同项目积累下来的经验教训,就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便全部做成了文档形式,也无法要求每一个研发人员在工作之前先打开文档看一遍,没人会这么做。”陆轶说。
解决的办法在于把一些工具固化到具体的任务中,这样一来,大家在做任务的时候,就能了解这一个任务要关注些什么,如何避免重复的错误发生……这其实需要研发人员改变过去固有的工作习惯,包括愿不愿意提出有几率存在的风险,愿不愿意将知识经验沉淀下来。
基于陆轶的举例,傅徐军描述了一个理想状态——把管理思维,以及实践、流程和要求固化在工具上,研发人员在使用工具的时候,可以自然而然地去遵从这些最佳实践。
“钉钉项目(Teambition)第一步做到的是把一些IPD过程固化到产品上,但是像培训、运营这些能力,其实也可以在未来固化到工具上,这样企业的管理成本将会大幅度的降低,这是我们未来可以努力的一个方向。”
总而言之,IPD作为一种先进的产品研究开发管理思想和理念,强调的是跨部门间的协作、产品研究开发流程的整合以及市场导向的产品策略。
在实际应用中显而易见,IPD的实施绝不是简单地引入一个理念或系统就可以了,因为涉及到企业的方方面面,如流程,组织,文化,员工能力等,因而需要企业根据所处行业的特点和自身发展阶段,进行因地制宜的选择。
傅徐军进一步解释了其中的原因——以小IPD来说,它的本质就是把一些流程、规则固化下来,从而能够大规模地在开发新产品的时候,去复制这个最佳实践。
也就是说,“在这个范围内,实际上并不需要你去做太多的创新,只要按图索骥就可以了。如果业务变化很快,业务边界模糊,市场之间的竞争格局多变,那就需要公司进行一些探索和创新,去寻找新的价值创造机会,这时候运用IPD就不太合适了。”
此外,在直播中,两位嘉宾不约而同提到,IPD的推行必须由公司一号位躬身入局。在这方面,任正非无疑是当之无愧的表率,从最初果断以公司一年利润请IBM顾问来进行咨询,到提出“先买一双美国鞋,不合脚,就削足适履。”
以及“先僵化,再固化,后优化”的变革方针……任正非通过在各种场合的发言、培训、会议等,向公司员工传达了其作为一把手对于推行IPD的决心与毅力。
现实中,有不少企业对IPD抱有很高的期望,将其当成是特效药,似乎只要在企业推行了IPD后,很多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了。
在直播中,傅徐军严肃地指出:“这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因为有很多原因,可能是推行IPD的时间不够长,或者是方法用错了。”事实上,不光是IPD,前几年在中国企业中流行起来的OKR也遭遇了同样的误读。“很多企业把OKR当成了特效药。用了OKR之后,就有了很好的目标管理,绩效与目标管理能做分离,能够直接进行自下而上的创新,能够上下对齐、左右协同……”
事实上,无论是IPD,还是OKR,都需要企业有足够的耐心,沉下心来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行下去,并且要正确面对推行过程中也许会出现的阶段性生产力下降等负面情况。
傅徐军进一步解释:“因为在原来的工作方式中已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方式,不管最终效果如何,原来的那套方式走的很顺,几个部分之间磨合过,没再次出现太多问题。一旦突然推行IPD,就会发现,原来有很多东西需要调整。这样一个时间段,一定要坚持到底。”
换句话说,IPD好比一副长效药。许多企业在拼命学习华为的管理,有关华为的培训课程,始终是企业培训市场上的热门产品。但是一些企业不愿学的恰恰是华为管理所遵循的长期主义。
当然,在坚持长期主义的过程中,数字化工具对于IPD的成功推行很重要。企业该如何明智的选择数字服务商和工具?
傅徐军表示:“钉钉项目(Teambition)服务了数千家中大规模的公司,大多数企业的研发工具还是跟不上管理的需要,这里边有两种很典型的类型,一种是表格+群聊+OA审批,工具比较原始,这在很多中型企业甚至上市公司都比较常见。
另外一种是一些大型或超大型企业,已经建了不少信息化系统,但七国八治,软件团队一套,硬件团队一套,需求管理一套,缺陷管理一套,等等。这些系统来自不同厂商,互相都比较孤立,很难实现IPD所要求的端到端流程整合。
过去几年钉钉项目(Teambition)帮助至少30家企业落地了IPD,比如其中一家大型的汽车行业企业,他们之前花了500万元找业界知名的咨询公司做问题诊断和流程梳理,后来又花了200万元定制了一套IPD系统,最后还是推行失败了,现在又过来找钉钉,但过去几年他们投入的时间和金钱已经浪费了,甚至错过了一些发展机会,所以,企业选择一家靠谱的数字化服务商依旧很重要的。”
在这方面,陆轶深有体会:“数字化工具和平台对于IPD的实施至关重要,一个好的服务商不仅要有丰富的实施经验,更要有深入的行业知识和专业能力。他们可以根据企业的特定需求,提供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帮企业实现IPD的数字化转型。
艾为电子在这方面走过一些弯路,最初选择的某国外品牌产品在知名度上很高,许多大企业都有使用,但其特点并不适合公司整体对IPD的要求,实施上线后并未很好地利用起来,更多变成了一个文档交付和关键里程碑管理的简单工具,和研发实际日常工作脱节,日均使用量也不高,同时因为独立系统相对封闭,在协同,可配置能力和易用性上都有差距,这也对IPD的落地效果产生了较大影响。”
IPD虽好,知易行难,好的工具和服务能够让企业IPD落地事半功倍;从企业角度而言,不过于关注概念,多关注企业的业务需求,符合企业自身要的才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