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提高了我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技术与市场壁垒，我国制造业难以依靠原有代工路径实现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本文在分析我国制造业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沿“对勾曲线”重构了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的新路径。即借助科创中心运行效率强化自主创新，通过科学城、自创试验区、科创走廊等科创平台，提高科创成果的市场化收益（创新驱动）；借助数字技术的数据能力和数据关系，通过科学评估场景与动态规划产能，避免新一轮产能过剩；采用后市场服务重塑产品营销渠道和品牌价值（渠道创新与品牌创新），通过构建全球营销渠道和推动品牌创新，助力自主知识产权实现“走出去”。借力科创平台创造技术优势、数字技术赋能创造加工优势、后市场服务创造渠道优势，实现全价值链技术创新引领与渠道创新的价值相结合，促进创新周期与营销周期相统一。

  改革开放后的制度红利具有低成本、高需求优势，加上传统要素不断介入全球分工体系所表现出的禀赋优势，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流入成为制造业高增长的主要动力，推动中国制造业40多年的快速地增长。加工贸易方式使得中国制造业成功嵌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 GVC），“中国制造”在某一种意义上也成为了“世界制造”。随着制造业产能规模的急速扩张，“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格局由此形成。截至2010年，中国达到世界第一水平的制造业产品就超过200种，并连续多年成为全世界最大货物贸易国。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与需求不断分化的趋势下，世界经济不仅引致产业供应链环节产生跨国跨区分布特征，也让产品价值链或服务利润链呈现空间分离的特征。后发国家或地区主要依赖“资源低价和环境无价”来增加价值增值的低端竞争优势（“微笑曲线”中段位势），先发国家或地区则从“专利保护和渠道控制”获取价值创造的高端优势（“微笑曲线”两端位势）。尽管中国制造业在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也曾通过价值链加工的位势攀升实现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沿OEM（代工加工）→ODM（代工设计）→OBM（自主品牌）的路径，采取包括积累资本和“干中学”提升能力的策略，不断吸收新技术，并在“市场换技术”和“国产化率强制”等政策下不断内化，获得技术吸收、产品线宽度、商业模式、互联网跨界等方面的创新能力，产能快速扩张的学习效应使高技术产业在短期内形成成本优势，提升了一定的价值位势。然而，以“三来”加工贸易为主要方式参与全球分工，却抑制了技术创新和营业销售能力，总体上仍未摆脱在价值链中处于“微笑曲线”中段代工环节的“被管控”和低端位势状态。而且，产业规模数量扩张的同时，也形成了高投入、高排放的粗放型增长模式。新形势下制造业“以量取胜”的弊端一天比一天突出，并产生“高端产业低端化”困局，中国产业高质量发展迫切地需要由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随着传统要素禀赋优势的减弱和增长红利的趋缓，中国制造业亟待突破缺乏控制力和分工主动权的“低端锁定”困境，并破除向GVC两端高位势攀升时被欧美“技术与渠道”创新管控的“天花板”，扭转制造业“有制造无创造，有速度无质量，有产品无品牌”的局面，实现高质量发展。

  伴随着新经济体动能强化和大国竞争加剧，贸易对抗日益激烈，全球产业供应链格局重塑对我国GVC位势提升产生一定的影响。全球经济体复苏缓慢且不平衡，“东快西慢、南升北降”格局持续演进，中国、东盟等亚洲板块快速崛起，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博弈进一步加剧，全球产业供应链安全风险一天比一天突出，引致更具保护性的贸易政策，加剧全球供应链中断风险。产业供应链本土化、区域化、阵营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多供应链组织中心格局加速形成，国际大循环的市场通路加速重构，深刻影响我国产业深度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的路径选择。大国博弈全面升级，从2017年8月开始的美国“301调查”，到2020年1月中美签订知识产权协议，这一系列事件都反映出中美制造业慢慢的出现产业趋同和市场同质现象，中国制造业开始从知识产权消费者角色转向生产者角色。尽管这些说明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位势有所提升，但也代表着未来中国高端制造业会成为反倾销的重灾区。美国不仅依据“70%魔咒”，引诱欧美经济体对外政策转向产业链回流，造成产业供应链的地域化特征加剧；同时进一步联合欧日韩，更深地谋划“小圈子”“小阵营”等同盟策略，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和贸易限制，进一步加剧中国外部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使中国难以按原定代工路径提升制造业位势。加之，发达国家知识向中国制造业外溢开始受阻，全球制造业竞争开始向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管控能力方向转变，全球价值链呈现重新布局态势。

  与此同时，全球国际贸易规则也正在出现重大变化，对我国制造业GVC位势提升产生重大冲击。诸如规则一致、竞争中立、知识产权及劳动与环境等“边境后措施”正日益取代WTO规则，自贸区协定、更高级的关税同盟和共同市场等开始主导全球贸易规则。“联盟规则”通常会设定较高的市场准入标准和技术壁垒，增加我国制造业参与GVC的难度，如一些区域贸易协定要求成员国一定要满足特定的环保标准或劳工标准，这可能会引起我国部分企业因无法达标而被排除在GVC之外。除此之外，“俱乐部规则”还可能会引发贸易转移效应，即部分贸易会从我国转移到其他成员国。假如某个区域贸易协定成员国之间降低关税，而我国仍然维持较高的关税，那么部分贸易可能会转移到该区域的其他成员国，从而对我国制造业出口造成冲击。全球分工体系呈现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条共轭的价值环流，但我国制造业因处于枢纽地位而享有更多的外溢，并开始借助“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包容性全球价值链，以集群模式“抱团嵌入”全球价值链并向创新链升级。

  第一，长期形成的应用传统要素集聚性技术，积累了大量具有高排放特征的超大规模产业群，给制造业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带来重要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快速地增长依赖于资源低价和环境无价在社会成本补贴私人成本中产生的商业红利，形成了以科技为支撑、以经济效率为准则的产业规模增长，支撑了以资源掠夺性消费和环境破坏性占用为特征的产业扩张，积累了超大规模高投入、高排放、低水平和低技术的产业存量。在传统要素优势渐退和新的要素优势尚弱的现实下，后续的制造业发展要想由“量的扩张”转向经济效率和环境效益兼顾的“质的提升”，还面临重大挑战。

  第二，长期积累的重复建设和“污染避难所”效应，使区域分工难以深化、优势难以凸显，制造业绿色化转型困难重重。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央地分权体制，引发地区间争资源、抢项目、占市场的产业竞争，在创造了快速地增长奇迹的同时，也带来了重复建设、市场分割和行政垄断等问题，长期积累的结果形成了与地区比较优势不符的现实。此外，因地区间存在环境规制策略性互动而产生的“污染避难所”效应，导致资源与环境的过度消耗。因此，要建立基于比较优势的较大空间区域分工体系、强化区域间分工协作仍存在巨大挑战。

  第三，长期积累的产业体系耦合性和协调性问题，使产业高效、绿色发展面临重大挑战。高新技术与高端市场“两头在外”的格局，不仅形成了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与市场依赖，还导致技术向本土扩散不足，形成创新链阻隔现象；同时，我国还存在高技术产业带动作用乏力、地区间产业支持作用不够等问题。作为全世界产业体系最完整的国家，却存在产业间技术促进不足、相互支持不够、资源错配严重等产业体系耦合性和协调性的明显问题，短期内要实现整体提升产业效率、降低产业排放存在巨大挑战。

  第四，国际贸易出现新的规则，自贸区、升级版的关税同盟和共同市场开始主导全球贸易规则，中国制造业面临在全球价值链重新布局中丧失主动权的风险。传统要素比较优势丧失和贸易新规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使我国本土制造业面临订单流失的威胁；我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构筑包容性全球价值链，但因贸易新规与现行制度存在冲突而面临阻滞威胁；加工贸易形成价值链“微笑曲线”低端“锁定”风险，让制造业跃升到高端位势的威胁增大；发达国家制造业“低端回流、高端重塑”的战略布局，推动全球价值链的深度重塑，让已经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我国制造业面临产业链断裂、供应链被管控、价值链被阻断的威胁，从而给环境目标约束下的全球价值链位势攀升带来非常大挑战，难以依靠原有路径实现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

  尽管面临上述挑战，但国际贸易新形势也为我国制造业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提供了重要机遇：中美贸易摩擦加剧，说明中美制造业加工环节的比较优势出现趋同现象，由要素驱动的“中国制造”开始转向由创新驱动；新形势为中国重塑兼顾多边利益的贸易新规则提供了机遇，也为我国制造业在更大空间内实现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创造了合作条件；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打破了各国GVC分工体系的固化状态，我国制造业可借此之机选择自身优势领域，构造在GVC中的主导力量。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自身转型升级同样面临不断趋好的现实条件和重大机遇。

  第一，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以政府为主导的产业园区和以市场为主导的产业集群，构成我国产业的“块状发展模式”，产业的集聚效应和关联网络化效应慢慢地加强，为从整体上降低排放、推动创新创造了良好的产业载体和运行条件。“产业向园区集中”的政策与市场导向，让各类开发区和集群区成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载体。这不仅为高端资源共享、加强技术合作创造了条件，还体现出在配套设施、公用工程、副产品交易与废弃物处理、环境和安全合作、公共服务和管理协调、便捷化的政府服务以及专业化的商务服务等方面的应用，从而能够发挥创造规模化、专业化、集成化的优势，为环境目标约束下的产业提高技术能力、追求高效率、降低排放以及实现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提供不断趋好的现实必要条件。

  第二，由东向西的渐进式改革开放尽管导致地区间的不平衡发展，但却为先发地区反哺后发地区创造了制造业分工条件，为构建地区间制造业联动式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提供了深度合作机遇。东部地区得益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制度红利，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成为先发地区；中西部地区借助于原料禀赋和内河运输的优势，成为东部地区的原料和劳动力的来源地。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便利性逐步的提升，使东、中、西部地区建立密切的上下游投入产出关系成为可能。在各地区共同的“产业进园区”发展导向下，地区合作有助于推动开发区群和集群链的形成，并由此消除因地区间环境规制策略性互动而产生的“污染避难所”现象。随着产业关联和终端市场的广布性逐步的提升，产业间供需规模和需求多样化催生的技术需求，刺激集群链规模逐步扩大，为创造地区集群链联动提供了重要条件，也使创建世界级产业集群链成为可能。

  第三，改革开放以来，由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所推动的产业规模扩张，让中国在短期内变成全球上唯一具备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为充分的利用完整工业体系、实现制造业技术升级和效率提升提供了成体系的产业基础。贸易摩擦不断加剧，也说明中国产业的技术优势与发达国家开始比肩，佐证“中国制造”已经在很多产业领域实现了由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的转型。这为中国重塑兼顾多边利益的贸易新规则提供了机遇，为“一带一路”推进形成的广泛国际合作以及产业在更大空间内实现高水平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产业条件。而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尽管加剧了中国产业迈向高端面临的种种挑战，但也有助于打破各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固化状态，中国产业可以借此之机，选择和培育自身优势领域来打造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力量。

  第四，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确指出“我们国家的经济已由快速地增长阶段转向高水平质量的发展阶段”，且自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建设美丽中国以来，环境目标的约束日益加强。环境目标约束下的制造业转型升级要求产业摒弃以传统要素驱动为主的增长方式，转向以绿色效率驱动、绿色创新驱动为主的绿色发展方式。故一定要通过完善既能充分调动微观主体活力、又能实现宏观调控有度的机制体制，来完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现持续降低排放、增强产业创新力和竞争力的高水平发展目标。

  总之，全球贸易新形势下，我国制造业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发展既面临重大挑战，也蕴含重要机遇（见表1）。我国制造业应着重关注：产业链关键核心环节的技术短板引致持续性的供应链中断风险；警惕全产业链外迁和高端产业流失造成的“空心化”问题；中美产业脱钩继续向技术断链纵深发展，逐步形成排他性的全球科学技术分化格局。

  面对我国制造业代工模式的“微笑曲线下部分红色虚线中间点所示），在贸易保护的窘情下，只要本土缺乏高端环节的技术，就可能被实施技术制裁。芯片或软件等大量被制造业大范围的应用的产业主导技术一旦形成被制裁的格局，不单单是某行业被断供或被低端“锁定”的问题，更可能对我国制造业整体产生重大影响。全球性商业品牌“先入为主”的市场优势也让我国制造业在商誉累积过程中，即使有条件与机遇建立自主品牌，也要付出长期的高昂代价，才能改变“低价低质”的固有观念。

  尽管我国已经建立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但却面临诸多挑战：低成本产业集群体量庞大，且区域分工尚不充分；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企业层面，均有科学技术创新投入明显地增加、科学技术创新产出成果卓越、发明专利产业转化能力提高的现象（见图2），但商业孵化率低，成果难以转化为具有高价值的规模化产能；尽管“中国制造”遍布全球，但长期代工OEM贴牌生产却无法在全球建立自己的营销渠道和品牌声誉；尽管我国制造业公司能够沿着产业链技术升级路径攀升到GVC技术环节的高端位势，但技术权益主体经常会将升级路线中的技术提前申请专利保护，若后发国家制造企业延续固有的升级路线开展技术创新，就可能遇到所创新的技术被实施了“专利保护”的困境，难以从OEM中实现技术升级。因此，亟待重构我国制造业位势攀升路径，寻找高端嵌入GVC技术环节的突破口。

  现有文献实证根据结果得出，数字技术的应用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推动作用，因此，要充分的利用数字化工具来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首先，瞄准高端化，提升产品质量和档次，塑造产品品牌价值，实现传统产业自我革命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其次，瞄准智能化，重点是工业互联网等关键基础设施的持续数字化升级，不断推动制造设备自动化数字化，工业互联网与新兴数字技术覆盖全产业链条，智联智慧供应、智慧车间、智慧仓储与消费市场等，加速以深度学习、计算机视觉等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向制造业渗透。再次，不断迈向绿色化，将清洁能源驱动与低碳技术驱动结合，通过改进生产的基本工艺、设备，以降低能耗、节约用地空间，并依托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借助集群网络效应、开展区域制造企业纵横竞合跨组织减排，以助力集群升级支撑制造业低碳转型。虽然我国制造业目前至少有260种产品位居全球产量第一，但随着不受控制的产能扩张，创新产品可能迅速陷入高端竞争加剧、“高端产业低端化”局面。为避免新一轮的产能过剩，在数字时代要充分的利用数字技术建构的海量数据、云上算力和数据挖掘等数据能力，综合评估全球区域性的资源与市场，科学规划区域集群产能，或按数据关系进行平台团簇的场景产能规划，才能实现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的稳步推进，这是构筑我国制造业加工优势的主要目标。

  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加速演进。不同于前几轮的科技与产业变革，本轮并非单一技术主导，而是呈现出多点突破、群体迸发、加速迭代的特点，如美国的人工智能、中国的5G和新能源、英国的生命科学、法国的航空航天、日本的机器人等，各国都有自己的技术爆点。从我国技术创新发展现状看，在信息、生物、航天航空、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领域，还存在诸多关键核心技术短板。如果我国未能跨越“技术鸿沟”，将错失发展机会，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如果不具备对前沿科学技术创新发展的预判能力，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将缺失战略性，严重影响我国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考虑到技术专利只有实现商业转化，才能在市场中实现高价值，所以应当从提高成果的商业孵化率入手。鉴于我国许多科学城、高新区和科技园都建有科创平台，应不断有效聚合社会闲散的科创资源，为公司可以提供专利技术商业孵化的资源和能力；同时，强化科创平台聚合效果，揭示平台之间（科创走廊）的空间聚合形态和技术外溢效应，实现制造业向高清洁化的高技术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相关重构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是突破自主技术创新的瓶颈，而最大的瓶颈源于科创成果转化率低：2017年至今，我国发明专利从申请量到授权量、研发人员全时当量，均居全球第一，但商业转化率仅为10%，经济效益仅为10%~15%，远低于发达国家的60%~70%。可见，加快成果商业转化并形成高收益，是重构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之路的重要起点。因此，要通过提高科创平台运行效率来加强科创资源共享，提高自主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和科创成果转化能力，创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品牌。

  完善产品前市场营销渠道与构建产品后市场服务体系，选择区域市场最适宜的服务模式，按照服务的品质制定差异化的定价机制和利益分享机制，推进服务品牌创新、建构全球营销网络。这就要基于区域合作理念，科学构建“双循环”背景下制造业区域分工格局。一方面，聚焦内循环视角，以“制造业+服务”的方式培育国家价值链（NVC），提升我国制造业质量，增强产业供应链的自主控制能力；另一方面，聚焦外循环视角，构建纵横交错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制造业生产分工网络，打造以我国为主的制造业区域营销网络的价值链，形成以高端制造业为主的“一带一路”区域产能分工格局，促进我国制造业拓展新兴市场升级。

  综上，新形势下我国制造业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已经没办法依赖原有代工模式来实现，需要借助物联网技术数智赋能，沿“对勾曲线”重构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新路径。如图3所示，以自主创新驱动制造业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采取重点突破的方式培育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竞争优势，在重构中建立自身优势产业的GVC管控能力，以此带动上下游实现GVC的位势攀升，就成为可行的路径：通过科创平台运行效率强化自主创新；通过数据能力科学评估场景，制定产能动态优化方案；通过后市场服务构建全球营销渠道推动品牌创新。即科创平台创造技术优势→数字赋能智能制造创造成本优势→后市场服务创造渠道优势。

  为提升制造业创新成果的商业转化绩效，各级政府纷纷出台有关如何促进科研设施和仪器共享的科创平台建设方案。然而，由于机制不顺和功能不完善，平台运作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诸多问题，例如，科创设备拥有者难以加入平台、由于供需不匹配造成的资源冗余闲置不足以满足实际需求、合作主体间的创新动力不足等。为解决这些现实问题，应充分的发挥科创平台在推动科学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及其重要的作用，以科学技术创新为核心、以知识传递为要素、以产业中试为目标、以政策支持为保障，不断促成以市场为导向的自主科创平台生态网络高效运转。

  科创平台本身作为一种网络形态将众多成员组织起来，但同时也置身于一个更大范围的创新网络中，平台资源丰富与网络结构合理，都有利于科创平台效益的提升。因此，政府应采用补贴、减免税收等方式，引导科创主体从单一渠道资源的获取转至平台网络，从内外部丰富的关系资源中获得更多的机会。平台不仅需要处理好平台成员之间的网络关系，合理构建与发展出自身平台中网络中心点成员，更要在外部创新网络中积极寻求更高阶的平台网络位置、开展更频繁更有效的关系网络交流，从外部网络中为平台谋求更多的资源与关系。因此，需要对科创平台做技术转型升级路径的机制与功能设计。自主创新始于产业基础技术和公共技术，亟须共享大科学装置等科创平台的创新成果产出及应用性推进。就产业专有技术与应用技术而言，应着重关注某类产业科创平台的机制与功能，推动基础与公共技术的商业转化，一旦新产品在核心关键技术领域具有了自主知识产权优势，就能以技术差异为核心进行产品品牌创新。

  完成科技成果化—产品化—商业化之后，一旦形成大规模产能，当该产业的技术和市场更迭迅速，甚至会出现颠覆性变化时，短期内便会形成大量过剩产能。即使是日德等制造业强国，也并非是在所有制造业技术领域谋求全球领先，而是选择极具市场与技术前景的领域领跑全球。考虑到我国制造业已具备相当的数字技术实力，已处于价值链“双环流”节点，不再受本土禀赋的制约，因此应按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禀赋优势，在对制造环节实行区域性分工的同时，对产能进行科学规划，从投入期就开始培育对未来产业的全球价值链管控能力。

  新技术产能在时间维度上的配置不同，可能会产生“干中学”效应的差异，这会影响不同技术组合下的成本，进而影响整个产业的发展。因此，为避免产生新一轮的“产能过剩”，运用数字化技术来优化制造成本和产能动态配置就显得很重要。首先，采用生命周期理论、巴斯扩散模型、技术学习、技术接受和技术经济评价模型，对产业及其上下游的市场结构、“干中学”效应、环境约束、动态需求设置“高、中、低”三种场景，对“四因素三场景”进行排列组合生成场景矩阵；其次，将每种场景下的系统总成本、国际市场依存度和环境影响作为评估准则，利用多准则分析法分析不同权重下的产能策略，评估不同场景下的技术组合及产能动态配置方案，从中选择最优化方案；最后，将不同场景下的最优化方案列为帕累托备选方案集，以此为依据制定新产业的中长期产能规划与策略建议，利用数字赋能形成制造环节的成本优势。

  想实现GVC营销环节的高端嵌入，需要另辟蹊径。“中国制造”也正由最终消费品向技术装备类的中间资本品一直在升级，国际市场上“中国制造”的技术装备已确定进入维修保养、技术上的支持、金融服务等阶段，后市场服务需求飞速增加。满足服务需求的供给难以通过代工、贴牌等方式有效提供，只能直面用户。“中国制造”可以借此时机建立自主营销渠道和后市场服务体系，并利用优化服务模式、扩大服务类型、提升服务质量等多种措施，增强全球市场对“中国制造”产品的技术依赖，并以此强化品牌声誉，实现“中国制造”在GVC营销环节的高端嵌入。要按照不同区域的市场需求特征选择后市场服务模式，进而构建不同服务的品质下客户锁定/客户群/外部性效应最大化的定价机制和分成契约机制，最终形成基于帕累托最优的服务品牌创新效果。

  传统OEM→ODM→OBM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路径面临挑战强化的局面，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进一步提升了我国嵌入GVC的技术与市场壁垒，而低成本集群又存在大量技术上难以逾越、市场上壁垒高筑的挑战。以集群方式嵌入GVC尽管有“抱团取暖”的优势，但在集群总体水平不高的现实下，以此方式推动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依然重重受阻。一方面，我国制造业技术创新缺乏创新资源共享，导致高端创新资源不足；另一方面，缺乏营销与售后服务环节，导致了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的残缺，而后市场服务和前端科创成果市场化的联结，又产生“锁定”效应下的技术依赖。故亟待重构策略导向（见图4）。

  促进我国制造业在GVC中位势攀升，关键是要突破自主技术创新的瓶颈。为了推动科创成果商业转化，各级政府纷纷出台关于促进高端科创设备共享的科创平台建设方案，但平台运行效率仍然不高，导致平台上的科创资源不足与冗余并存。因此，合理设计科创平台治理机制、运行机制和转化功能，提高运行效率、加大科创资源共享、加快成果转化并实现产能规模化，是构筑制造业技术优势的重要对策（见图5）。

  我国推动GVC技术环节位势攀升的一贯做法，就是秉持着“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技术开发—产业应用”的传统串行创新链条，导致科技成果转化一直都是其中的棘手问题。产业链中的任何一个产业，只要全链条上的某一环节存在技术阻滞，都会对产业链形成“断供”。对于科学技术创新全链条的不同环节，所需投入的是人才、资金和科学技术装备等资源，但所产出的成果形式在性质和特征上存在很大的差异，由此便也造成资源投入主体和产出收益主体的极大不同。从全链条不同环节距离市场的远近做多元化的分析：链条前端距离市场最远、外部性最强，成果无法在市场上获得可变现的收入，其资源投入应以政府财政和社会捐赠等为主，需要的人才是科学家；链条中间的成果尽管已经有专利可以在技术市场上交易，并且其商业前景也具备了可感知性和可预知性，但其成果依然存在外部性，应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两只手”的关系，需要的人才是工程师；链条后端的产出能够最终靠新产品营销售卖收入进行市场化变现，且资源投入可以完全通过市场解决，需要的人才是企业家。

  为提高我国制造业在GVC中的技术位势，需要围绕创新链，科学合理地布局产业链、人才链和资金链，背后代表的是教育、科研、市场对接产业的技术位势需求。产业技术政策的着力点，是解决全链条中因机制不完善、不健全形成的断点、堵点、卡点，从而在科学技术创新中顺利产生链式反应并不断向产业链延伸。现阶段很多研发主体都建有成规模的实验中心，许多高新区和科技园也建有科创平台，但共享和信息开放的不足使高技术装置的闲散分布问题凸显，由此催生了研发主体将装置托付至科创平台代为运营的需求，使得科创平台成为产学研合作的主体，并利用集聚的科创资源为公司可以提供科创成果商业孵化的各类服务。大部分专利成果都源自中小企业，故某一种意义上，科创平台就是数字化时代最高效的“孵化器”。因此，解决科创成果商业孵化问题，利用科创平台和科创走廊以及研究高端资源共享，应成为提高全球价值链技术位势的政策定位。

  由于科创平台兼具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的双重特征，为此，要设计政府补贴下的市场定价机制，以达到在更大范围内吸引逐利性主体向用户开放科创资源，在盘活全社会科创资源的同时，满足上亿家企业的科创需求，最终实现制造业整体技术环节位势提高的目标。

  一方面，科创平台凭借政策优势以及网络嵌入特征，通过众多成员之间以及平台之间的合作集聚了丰富的资源，从而建立密切的创新联系纽带。此时平台的主要任务就是发挥资源整合和利用能力，将资金、人才、关系、政策等很多类型的创新资源，向提升科创效益的方向进行配置，同时有目的地组织各种知识共享交流和技术利用转移的活动，鼓励平台成员之间及各创新领域的平台之间进行合作交流。科创平台则针对所处外部环境特点制订专门的资源开发、利用规划和网络发展计划，充分的利用嵌入的网络资源优势，在网络伙伴关系中寻找企业所需的关键创新资源拥有者，从网络结构与网络能力优化的角度充分的发挥各自的优势，实现其作为提升科创效益的传导机制使命。

  另一方面，在科创平台创新治理过程中，产业化扶持政策并非多多益善，政策效用与其呈现出“倒U”形关系。因此，科创平台的政策决不能“一刀切”，而需要在设计与实施过程中做好以下几方面。一是针对创新链不同环节施予政策。有些前沿科技因需要大量前期投入，并一直处在科学研发与论证阶段，短期内难以实现经济回报，故应对其实施更多能够吸引资金、人才、技术等资源集聚的鼓励与优惠政策；若进入了中试环节和产业化阶段，则需要为成果转化设计产业扶持政策。二是针对技术应用特点施予政策。由于科技平台技术差异决定了平台运营特征的差异，如石墨烯技术目前处于应用研究阶段，平台更需要技术服务和技术标准制定的政策支持；又比如，上海临港智能制造科创平台已拥有了庞大的集群，处于从中试到投产的过渡阶段，平台则需要按市场标准制定产业导向类的政策支持。三是针对技术应用的市场认可度施予政策。对于一些尚未被市场关注的新兴起的产业技术应用，需要借助政策支持吸引资源来引导市场需求；而对于一些有明确应用领域但尚未规模化应用的技术，则需要给予新兴起的产业扶持政策。综上所述，产业化扶持政策组合需要针对创新链不同环节的变化加以动态调整，从而真正发挥提升科创效益的政策激励作用。

  数字赋能制造业集聚具有外部规模效应和同群效应，能够为制造业带来效率的提升，且两种效应在集群传导中产生正反馈机制。

  “集聚效应”会通过选择效应、关联效应及溢出效应，促进企业技术进步。首先，由个体集聚组成的创新活动平台有助于实现合作创新；其次，创新平台之间的空间聚合会引发知识溢出和知识共享，有助于提高技术生态位以及强化地区间技术外溢效应；最后，由跨集群联系形成的“区群”，能够增加区域之间知识和技术的转移与共享，以此来实现优势互补、深化区域分工。“同群效应”源于社会学领域的个体行为研究，即不同个体间的行为决策存在相互影响。经济学理论也认为地区间的经济稳步的增长情况存在空间相关性，即邻近地区间的经济绩效情况往往是相互影响的。从产业集群的视角来看，身处集群中的个体属于“同群”范畴，存在共生与竞争的关系，个体经济决策会受同群集群的影响产生模仿或竞争现象，引致同群效应。

  目前，中国制造业已形成大量的开发区产业集群，集群所形成的“劳动力池”、投入产出关联以及知识溢出等正外部性，有助于产业转化后迅速形成规模化的生产格局。集聚组成的创新活动平台有助于实现合作创新，通过空间聚合引发知识溢出和知识共享，有助于提高技术生态位势，强化地区间技术外溢效应。不同集群之间在制造业内部的产品结构存在差异，使其在产业链的某一位置达成专业化，为集群之间形成产业关联提供了基础条件。不同集群区之间的交通基础设施降低了交易成本，有利于实现集群区之间更频繁的产业合作与交流。集群在互动过程中，共生互联的产业氛围有利于企业之间的合作、交流与学习，以此来实现维持“同群化”的行为，并由此形成跨地区的产业关联网络，将地区内部的“块状经济”升级为“网状经济”。但要想在国际贸易新形势下抬高并保持我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制造加工位势，需要在产业科技成果孵化后，利用大规模制造业集群实现规模化人机一体化智能系统产能，以集群建立“抱团取暖”的优势。

  随着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市场进入存量竞争时代，产品价值链开始由制造环节向后市场服务环节延伸。由于兼得产品和服务两个市场的利润，后市场服务成为最高的增值环节，其增值程度将达到商品市场规模的4~5倍。售后市场服务包括安装调试、人员培训、维护维修、远程监控、远程故障排除等服务内容，高质量的售后服务不仅让用户更愿意为品牌营造积极的口碑效应，也为累积品牌商誉提供了市场机会。大量“中国制造”的技术装备走向全球市场，催生出技术培养和训练、维修保养、更新换代等大量后市场服务需求，因此，以后市场服务体系构建全球营销网络、以服务的品质提高创建品牌声誉、以实现自主知识产权为立足点，成为中国制造企业技术品牌渠道的构建模式。

  借助物联网将“微笑曲线”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为“对勾曲线”，从而强化“锁定”“客户群”与“外部性”效应。尤其是装备制造业产品，其耐用性和高性能会导致后市场服务的“技术依赖”，从而促成重复购置以及形成后市场服务与前市场产品的循环联动效应。一方面，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构由中方企业主导的垂直式渠道，对产品和后市场服务建立捆绑式营销方案：在销售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上的含金量高的工业品时，提供基于产品购买和使用的增值服务；在市场对产品购买、安装和使用均有服务需求时，将产品价值链和服务利润链相结合，设计“产品+服务”的前市场产品和后市场服务的定价机制，进而实现前市场产品价值链增值和后市场服务收益最大化。另一方面，针对发达国家市场，构建基于第三方服务商嵌入的网络式渠道：发达国家的市场渠道成本虽高但其市场高度成熟，不缺乏实力强大的渠道服务商，由于制造业企业受成本和服务能力的约束，“中国制造”进入发达国家市场时，可优先考虑通过引入第三方服务外包商来构建后市场服务体系，进而制定基于服务的品质差异化的可变授权与固定授权等定价机制。总之，通过商品市场和服务市场的反馈循环形成“锁定”“客户群”“网络外部性”效应之间的正反馈，可以构建并稳固后市场服务的渠道网链、培育对价值链的管控能力，从而慢慢地加强产品的品牌效应；同时，跳出传统加工贸易对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锁定”局面，全面启动与培育内地市场，使之摆脱对国外技术和市场的依赖，从而便能轻松实现中国制造业高端嵌入GVC。后市场服务与商品市场的效应逻辑如图6所示。

  生产力现代化转型是在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推动下，生产力不断由低级状态转向高级状态的转型过程，从传统生产力走向现代生产力、从低级生产力质态走向高级生产力质态。就发展规律而言，生产力现代化转型是以科学技术创新向产业化渗透为基本路径，实现生产力中渗透性新科技因素从量变到质变，最后催生新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进而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生产力现代化转型。为推动我们国家生产力现代化转型，应制定以下几方面配套政策。一是优化科学技术创新体系，以畅通产业链和创新链。通过深化新科技因素在各产业部门的渗透与应用来提高产业效率，从而形成现代数智化生产力。二是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以优化产业体系。通过智能化路径、绿色化路径和高端化路径来培育未来产业和强化新兴起的产业。三是构建绿色生产力激励机制，以实现绿色发展。激发企业未来的发展绿色生产力的内外在动力。一方面，从资金链与创新链融合补充角度，完善优化政府绿色创新激励政策，包括政府直接投资、财政补贴以及国有资本参股等方式，引导激励公司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转型；另一方面，完善创新链与产业链的畅通机制，激励绿色能源开发与有关技术研发，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以实现新能源对传统火电能源的替换。四是构建与生产力现代化转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体系，以推动协调发展。新形势下构建生产关系体系的关键是，集聚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高层次创新人才，完善人才激励机制，从而促进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可以以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和创新积极性为立足点，通过“揭榜挂帅”和“赛马”等形式发布创新任务，激发劳动者的创新潜能，塑造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质劳动者；同时还可以依托数据要素的共享与流通，利用数据要素创新配置发挥生产乘数效应，为发展新质生产力体系注入新的生产要素。生产力现代化路径如图7所示。

  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机制和政府职能的交互作用下，地方分权体制为地区政府间提供了竞争机制，导致地区间展开争资源、抢项目、占市场的长期竞争，在创造了高速增长奇迹的同时，也带来重复建设、市场分割和行政垄断等制约问题。长期积累的结果就是背离了地区比较优势，导致资源与环境的过度消耗。为此，亟须通过建立更加广泛的区域分工，形成充分利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并对接全球市场的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高质量发展（见图8）。这取决于制度创新，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同时作用；并建立“地区合作”协调机制，维持地区追求增长的动力机制。区域分工深化可以推动资源和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有利于地区发挥比较优势、扩大经济规模、积累人力资本和提高要素匹配效率；加强区域合作和信息传播可以推动企业间合作，有助于促进创新产出增加、成果转化以及缩短企业创新成本回收期；实体间的“竞合关系”也会促进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增强创新在区域内的正反馈效应。城市群通过要素互通和利益共享，搭建城市间共享的“知识池”，其形成的“组群效应”能够助推成果转化。因此，制定流域专项政策，应鼓励企业和科研机构增加研发投入，特别是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并科学洞察“竞争”与“合作”的职能边界，鼓励流域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共同开展研发技术和实验室建设，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在禀赋优势的长期作用下，长江经济带形成了沿江布局、上下游紧密联系的大规模制造业集群带，但下游强上游弱的“两极”特征明显：经济总量分布“两极化”，下游的长三角地区占据了整个长江经济带70%的经济总量，而中游与上游则各占15%；城市群分布“两极化”，下游人口规模在4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占了一半，200万~ 400万人的中小城市数占了七成；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和创新资源的分布“两极化”，下游长三角地区在R&D人员全时当量、R&D经费、项目数、专利申请数、有效发明专利数等和创新有关的指标中占比70%以上，中游地区次之，上游地区最弱；“技术外溢”的地区分布“两极化”，就衡量先进的技术外溢水平的指标来看，进出口贸易总额、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和外商直接投资（FDI）总额三项指标，下游占据80%以上。因此，需要依据区域资源禀赋优势和动态比较优势对地区产业做定位，从而构建优势显著、分工明确的产业空间布局。具体而言，大力打造以长三角为“科创头脑”、以长江中游为“制造躯干”、以长江上游为“资源腿足”的“人形化”合作分工模式，构建“上游资源禀赋”“中游加工产业”和“下游技术输出”的集群合作模式，通过发展世界级大规模制造业集群，助力实现GVC的高端嵌入。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